朝鲜王朝时期的汉语、日语教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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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学习计划，外国语高中，国际研究生院，聘用大学教授时重视英语运用能力，就业考试已无法避免外语面试……“出生至少要能开口讲英语。”这句略带自嘲的牢骚不是夸张，而是已经成了现实。英语自不必说，中文和日语也不容小觑，外语能力成了人们的成功捷径。现实就是如此。

那么，朝鲜王朝时期是怎样看待外语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和预想不同的是，那时也形成了系统性的外语学习。科举考试时，选拔技术官的杂科中设译科，招收精通外语的译官。因为有需求，自然就有和现在相似的外语学习教材。汉语课本有《老乞大》和《朴通事》，日语方面的书有《捷解新语》等。还有专业外语教育机构司译院，《通文馆志》一书中记载了历代著名译官的事迹。

汉语教材《老乞大》

朝鲜王朝时期的主要外语非汉语莫属。汉语教学以培养接待使臣，或者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随行译官为中心，不是所有百姓都要学习。当然，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能熟练运用汉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令世宗时代大放异彩的学者申叔舟。据说，他精通汉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日语。学习汉语少不了与之对应的教材，会话教材有《老乞大》。“老”是尊称对方的前缀，跟韩语的“氏”和英语的“Mr.”意思相近，“乞大”则是蒙古人对汉人的称谓。

书中讲的是三个高丽商人去中国卖马、人参和苎麻布路上的种种经历。此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全部由会话体形式写成。《老乞大》中用汉语介绍了买卖马匹的方法、到北京后住旅馆的方法、介绍朝鲜特产人参的方法，以及找人帮忙请大夫的方法等，不愧为实用会话教科书。

《老乞大谚解》用谚文注解，便于不会汉字的人学习汉语，相当于现在包含原文和译文的双语图书。因此，此书既佐证了汉语的普及情况，也有助于研究中世纪韩国语。

《老乞大》还被翻译成蒙古语出版发行。《蒙语老乞大》用蒙古语讲述《老乞大》的内容，用谚文注音和注解，后人可以从中读出朝鲜王朝后期的时代氛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已经灭亡，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放弃学习蒙古语。因为他们感到，总有一天蒙古语会派上用场。

与《老乞大》齐名的汉语教材还有《朴通事》。通事是译官职责所在，书名便是“朴姓译官”的意思。《老乞大》近似于以商人贸易活动为主题的“商务会话”，《朴通事》则以中国日常生活为主。《朴通事》中罗列了生活在中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比如，路上碰见去高丽的官员并与之攀谈，去当铺借钱，以及公共澡堂的费用和搓背的相关信息，借条的写法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朴通事》用词比《老乞大》高级，是领略汉语和谚文的生动之处、两国的风俗及文化制度的难得资料。《朴通事谚解》则是用谚文解释《朴通事》的双语书。

《捷解新语》（左），康遇圣编，藏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1676年司译院发行的日语教科书。日语字体较大，右侧用谚文注音，逐句解释。此书对会话和起草书信等很有帮助。《老乞大谚解》（右），藏于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此书被用作译官的中文教科书，同样字字注音，句末有解释

日语教材《捷解新语》

朝鲜王朝初期，朝廷就立足于交邻政策和日本建立起外交关系，并进行交流。当时，视日本为夷狄的倾向占主导地位，但从实用角度看，也显现出朝鲜王朝积极搜集日本信息，想要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的态度。1676年，朝鲜王朝时期专管外语的政府机关司译院为培养日语译官，广泛发行日语学习教材《捷解新语》。

描绘了赴中国的朝鲜王朝使臣一行，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此为从平安道郭山宣沙浦出发的情景，以及在石城岛附近的大海遇见龙的情景。朝鲜王朝使节的正规出使路线是从汉阳出发，经义州，渡鸭绿江，过辽东地区的辽阳，去山海关、北京。使臣出使北京需要40日左右

1415年（太宗十五年）设立司译院后，朝廷起初只开设汉学和蒙学，后来又开设了倭学。因此，日语被称作“新语”或者“新学”。“捷解新语”意为“快速解读新语也就是日语的书”。此外还有《捷解蒙语》。可见，“捷解”一词是当时给会话类图书命名的常用词。

外语学习多半如此，但《捷解新语》中最为重视日语背诵能力。英祖时期，译官玄敬才（音）的译科考试试卷“倭学试券”中，就有默写《捷解新语》中六段内容的记录。由此可见当时对语言能力的重视。

译官——外语学习的尖兵

译官是朝鲜王朝时期专门负责外语翻译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或者翻译人员。朝鲜王朝时期的司译院集中培养译官，司译院中讲授汉语、蒙古语、满语和日语等四大外语。汉学厅、蒙学厅、清学厅和倭学厅等各官厅分别专管外语学习。另外，朝廷设立了翻译人员培训所——偶语厅。朝鲜王朝还设有整天只用外语对话的纯会话教室，这可以算作当今各地出现的“英语村”的鼻祖。当时的第一外语自然是汉语，司译院中汉学厅的规模也最大。

朝鲜王朝时期鄙视技术职务，译官在身份上被列为中人。由于中人身份世袭，所以经常会有家族中接连出译官的情况，代表性的译官家族有密阳卞氏、川宁玄氏、牛峰金氏等。译官要先受人推荐接受审查，合格后进入司译院，正式开始学习外语。即便如此，也不是马上就能当上译官，等待他们的是严格的培训过程。他们寄宿在司译院中，整日学习，每月二日和二十六日参加考试。司译院每三个月举行一次院试，就像现在的期中和期末考试。培训结束后，他们还要考杂科。杂科由医科、译科和律科等组成，与文科同样，每三年举行一次。其中，译官需报考译科。通过译科的初试和复试才能成为译官。值得注意的是，义州和黄州设汉学，釜山浦和盐浦等地设倭学，以此培养地方翻译官——乡通事。

译官能在朝鲜王朝时期的外交一线施展才能，显然是以扎实的培训过程和考试制度为基础。国家主导推行外语学习，保障培养优秀外交官的人事系统。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人联想到常用来批判当时社会的孤立或封闭等词语。

《通文馆志》和洪纯彦的外交秘史

作为肃宗时期以司译院译官金指南及其子金庆门为中心而编纂的书籍，《通文馆志》是一部对承担外交及翻译的政府机关司译院的沿革、官制、历史，以及事大交邻的相关外交资料进行整理的书籍。高丽王朝时期，司译院被称作通文馆，因此书名叫《通文馆志》。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书中设“人物”篇，介绍了崔世珍、洪纯彦和金谨行等历代主要译官。下面是《通文馆志》中对洪纯彦事迹的叙述：

洪纯彦少落拓，有义气。尝赴燕到通州，夜游青楼，见一女子极有殊色。意悦之，托主妪要欢。见其衣素，问之，则曰，妾父母本浙江人，仕宦京师，不幸遘疠疾，一时俱没。旅榇在馆，独妾一身，返葬无资，不得已自鬻，言毕哽咽泣下。公闻之，愍然问其葬费，可用三百金。即倾槖与之，终不近焉。女请姓名，终不言。女曰，大人不肯，妾亦不敢受赐。乃言姓而出，同行莫不嗤其迂。女后为礼部侍郎石星之继室。待侍郎闻知此事而高其义，每见东使，必问洪通官来否。（《通文馆志》卷七）

接下来，《通文馆志》中还记述道，与中国女子的一面之缘使洪纯彦在壬辰倭乱时引导明朝出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使洪纯彦成功解决了朝鲜王朝最难的外交悬案——宗系辩诬。与此女结缘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译官洪纯彦杰出的能力使其与明朝达成了成功的外交协商。换言之，洪纯彦等被埋没在历史中的译官，在《通文馆志》中得以重现。

本文整理自《真景：文物中的朝鲜王朝史》——